近年来，“有机”这个概念越来越火，几乎所有的商场都开辟了有机食品专柜，售价是非有机食品的好几倍。在我国从事有机农业的主体众多，有机农业的市场巨大，可也有不少有机农业企业反映，投资有机市场亏损严重，致使很多新的投资者望而却步。 为了让大家正确认识有机农业，了解有机农业的真正“玩法”，本文将为你解读有机农业的常见误区，并为你解密有机农业与创意农业的致富高招，一起来看看吧~ 误区1：有机农业是不可实现的 有人认为种地离不开农药和化肥，因此有机农业几乎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相当一部份人觉得有机就应在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发展，有机农业由此进一步被边缘化。事实上有机农业代表了农业的一种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它不应受地域方位影响，任何地方均可以开展有机农业，实践已证明有机农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误区2：有机农业等于低产农业 “有机农业即低产农业”变成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我们在河北曲周县开展的有机蔬菜长期定位研究表明，有机西红柿已连续5年产量都略高于常规西红柿。由此可以推论：有机并不意味着低产。 误区3：有机农业就是回归传统 一部分人认为有机农业即传统农业，就是回归。实质上，这是一种消极的观点。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目前有机农业发展较好的一些国家如德国、丹麦等，均采用了相当多的新型技术，回归传统摆脱现代技术是不可行的。 误区4：有机食品营养价值高 2001年发表在医疗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有机作物中的21种必需营养元素均高于常规作物，其他研究也表明有机蔬菜、水果中含有较高的维生素以及多酚、抗氧化物。这可能与种植环境、土壤等很多方面有关。公众普遍认为有机食品相比于常规食品要“更营养”，觉得不施化肥和农药就意味着营养高，而科学研究并没有证明这一观点。 误区5：有机农业就是环保安全的 消费者普遍认为有机农业一定是环保的、安全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实际上安全、环保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有机农业投入大量没有处理好的农家肥，也会带来潜在的重金属和微生物污染。从环保角度看，有机农业可以在改善土壤、保持水分、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有帮助，但是有机系统与常规系统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差别并不大。 误区6：有机农业可以离开土壤 国内一些地方近年在推广有机无土栽培技术，把无土栽培引入有机农业，这与有机农业的宗旨是相违背的。有机农业的四个原则中(健康、生态、公平、关爱)，提倡有机农业应该保持和促进土壤、植物、动物、人类健康，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有机农业的一个核心就是培育健康的土壤。通常来说，有机土壤颜色发黑、结构疏松，而且蚯蚓密度高出常规土壤，是无土栽培所难以达到的。 误区7：有机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唯一方向 经过20余年的发展，全球有机农业种植面积仍只占到农作物种植面积的2%～5%，在可预见的未来20年时间内，有机农业在多数国家也不会成为农业的唯一的方向。而且有机农业的发展跟常规农业发展并不矛盾，未来，常规农业也应该往无害化环保方向发展，有机农业当然也要为常规农业提供一些支持。 有机农业的正确打开方式 1、有机农业与旅游结合：将有机农业和乡村旅游进行有机结合、推进乡村旅游项目建设、以有机农业为核心的现代休闲农业，可以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 2、引进新农民到农村种地：现在很多农民有一个身份叫“新农人”，他们有着较高的知识背景，有着先进的理念，可以为农村进行科学规划、智能管理、规模生产，给农村带去一股前所未见的清风。 3、有机农业与互联网结合：充分利用互联网渠道，把优质农产品和乡村服务推出去，把品牌和营销推广做出来，进而促进有机农业增收致富。

杨建军养殖场内、蒙羊种源公司使用的耳标（左）与政府配发的耳标（右）不同。澎湃新闻记者 吴跃伟 摄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简称“察右中旗”）居民杨建军在接到合作公司蒙羊种源科技有限公司400只未经检疫的母羊后，其养殖场暴发了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疫情，他和家人、员工等6人感染了这一人畜共患的传染病。 一审法院认定，其合作公司、蒙羊种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蒙羊种源公司”）违反了《动物防疫法》，提供的数百只母羊未经检疫，无法证明健康状况良好，并称该公司未完全履行合同，法院同时驳回了杨建军约36万元的索赔请求，同时驳回蒙羊种源公司要求杨建军支付150万元购羊款的反诉请求。 一审败诉后，杨建军上诉至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呼和浩特市中院”）。 9月17日，他拿到了二审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由杨建军承担。 9月25日，呼和浩特中院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证实了该判决书，并称近日将在网上公开这一判决书。 呼和浩特中院判决称，杨建军养殖场购买蒙羊种源公司第一批种羊一年后，部分种羊被检出布病，让蒙羊种源公司对其出卖的种羊承担一年的质量保证责任，并不合理。 7月4日，察右中旗兽医局曾书面回复澎湃新闻称：“杨建军及家人从蒙羊调入羊以前，连续多年从事养羊业，高峰时达120只，但家人及饲养人员从未有布病症状。从蒙羊购回羊半年后，饲养人员6人先后确诊为布病患者。” 判决书。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供图 杨建军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强调，他跟蒙羊种源公司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蒙羊种源公司提供母羊（种羊）、饲料，他饲养、交羊羔。他原有的百余只羊也被蒙羊种源公司收购，再交由他饲养。所有羊都被戴上蒙羊的耳标。 蒙羊种源公司或其母公司未向澎湃新闻回应这一事件。 前述察右中旗兽医局的书面回复称，杨建军希望政府出面，要回他与蒙羊公司签约时抵押的两套房产证，同时要求蒙羊公司赔偿损失200万元，旗乡两级政府和兽医主管部门多次与蒙羊公司联系商谈，未能解决。 杨建军养殖场的布病羊检测报告。察右中旗动物卫生监督所提供 400只未检疫羊调入，六人确诊布病 蒙羊种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蒙羊牧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6年5月31日，杨建军的养殖场、察右中旗丰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简称“丰泽合作社”）跟蒙羊种源公司签订合同，合作养羊。当天，他拉回了该公司提供的400只母羊。 杨建军向法庭提供多份医院诊断证明称，这些羊拉到其养殖场约半年后，家人、员工等六人陆续发病。他们原以为是感冒，甚至被当作癌症治疗过一段时间，并辗转多家医院，但病情没有好转。 相关诊断证明显示，2017年3月到4月10日，杨建军和母亲及员工陈郡兵三人先后确诊为布病；至2017年5月17日，杨建军的父亲、叔叔及养殖场会计等三人也陆续被确诊为布病。 杨建军与蒙羊种源公司签订的合同。 察右中旗兽医局对杨建军养殖场的羊进行抽血化验发现，所存480只羊中（注：400只羊调入后，加上杨建军养殖场原有100只羊也被蒙羊种源公司收购，该养殖场一共有500只羊，饲养期间部分羊死亡），198只羊呈布病阳性。该局对病羊进行了强制扑杀。 察右中旗兽医局局长李遇春告诉澎湃新闻，这是当地近年来最严重的一起布病疫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前述400只母羊是在乌兰察布市市内调动：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老李活畜交易市场拉运到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杨建军的养殖场。 四子王旗动物卫生监督所接上级通知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2018年4月25日，该所向澎湃新闻展示的询问笔录显示，这批羊的启运地、老李活畜交易市场的负责人李金宝承认，这400只母羊在提供给杨建军前未经检疫，其活畜交易市场未在该所备案。这400只羊收购自其活畜交易市场周边的农牧民家里。 李遇春告诉澎湃新闻，“本地的（布病）防得住，外来的防不住”。 李遇春解释说，本地的羊在防疫时都给打布病疫苗了，所以其布病疫情控制得住；但外地调来的布病羊防不住，养殖户和羊贩子不申报、不检疫，公路上也不让设检查站，因此可能带来布病疫情。 李遇春表示，2016年10月，当地防疫员曾给杨建军养殖场所有羊注射布病疫苗。但如果羊原来就有布病，那么这些疫苗不但不会祛病，反而会令羊更加孱弱。 强制隔离通知书 法院：蒙羊种源公司违法，但驳回杨建军索赔请求 多次沟通无果后，2017年8月，杨建军将蒙羊种源公司告上法庭，索赔约36万元。蒙羊种源公司提出反诉，要求杨建军支付购羊款150万元。 一审法院、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不一致。按照实际履行情况，本案属于“放母收羔”模式的种羊买卖合同纠纷。这一模式在农牧区长期存在，并在部分扶贫项目中推广：一方提供母羊给另一方饲养，另一方以一定数量的羔羊偿还母羊款。但蒙羊种源公司提供的种羊（母羊）无检疫证明，后被察右中旗动物疫控部门检测出布病，予以扑杀，没有产生羔羊，因此，无法实现用羔羊归还母羊价款的约定。造成这一结果的过错或违约方是蒙羊种源公司。所以，蒙羊种源公司向杨建军索要150万元购羊款的反诉请求被法院驳回。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根据《动物防疫法》和《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动物检疫属于出卖方的法定责任。杨建军和蒙羊种源公司签订的《种畜销售合同》2.2条约定，种羊须“检疫记录完整，健康状况良好，体形外貌符合品种特征”，但蒙羊种源公司没有出具完整的检疫记录、检疫证据，无法证明标的物“种羊”健康状况良好。所以，蒙羊种源公司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且违反了《动物防疫法》。 对于蒙羊种源公司“双方经过签字确认，种母羊在验收完毕时（风险）已经转移了，原告时隔一年多提出的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该理由不成立。因为合同2.2条“检疫记录完整，健康状况良好”的约定，应视为验收依据。种羊不属于《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范围，不能用产品合格证表述质量，购买人自有能力无法辨别种羊的内在健康情况，须由第三人进行专业判断。所以，虽然合同约定“质量异议在10日内提出”，但由于蒙羊种源公司没有种羊的检疫记录，致使购买人无法对种羊的疫病提出质量异议。 但该法院同时认为，杨建军在接收蒙羊种源公司的母羊时，以及这些羊健康状况出现异常前，长期怠于要求蒙羊种源公司出具检疫记录，也未及时要求退回或更换种羊，应承担一定责任。所以，该法院也驳回了杨建军索赔的诉讼请求。 杨建军向呼和浩特市中院上诉称，他收到未经检疫的羊后，就多次通过电话向蒙羊种源公司索要检疫记录，但该公司置之不理；一审法院认定蒙羊种源公司违法且违约，却无视农牧民的损失。 蒙羊种源公司辩称，杨建军未在合同约定的异议期内（10日内）对种羊的质量问题提出异议，而是在确认收货一年后提出质量问题。 察右中旗兽医局前述书面回复显示，杨建军从蒙羊种源公司购回羊半年后，饲养人员6人先后染上布病。 6月22日下午，该案二审开庭，整个庭审过程时长约16分钟。9月17日，杨建军拿到了呼和浩特市中院作出的民事二审判决书，其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20日。 二审判决书称，杨建军的养殖场在购买蒙羊种源公司的第一批种羊一年后，部分种羊被察右中旗动物疫病预防中心实验室查出患有布病，患病种羊被强制扑杀。丰泽合作社认为蒙羊种源公司交付的种羊有隐性质量缺陷，构成违约。根据双方买卖合同标的物的特殊性（动物）及交易习惯，蒙羊种源公司对其出卖的种羊承担一年的质量保证责任，并不合理。按照买卖动产风险负担原则，杨建军养殖场对其购买种羊一年后发生的损害风险，应由自身承担。杨建军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录音：有人称要“帮忙”卖掉布病羊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布病疫情差点儿进一步蔓延：这些布病羊被人计划卖给其他养殖户或卖到市场上。 杨建军向一审法院提交一段2017年6月14日据称“蒙羊公司员工李进”来电的通话录音称，打算将这些布病羊转手，卖给其他人。 该录音显示，“李进”通知杨建军，晚上带人（羊贩子）来看看羊，“在市场上寻个出路”，“不以咱的名义，就说蒙羊放母（羊）收羔，合作户赔钱赔的不能养了，把母羊处理了”。 幸好前述交易未完成，这些布病羊未给更多人带来感染风险。 杨建军称，当时一位朋友及时提醒他，“倒卖疫病羊违法”。他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察右中旗兽医局。该局立即对杨建军养殖场的所有羊进行抽血化验。检测结果显示，所存480只羊中，134只羊呈是布病阳性，复检又查出另外64只布病羊。 察右中旗兽医局杨姓局长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对前述布病羊进行了扑杀。他向澎湃新闻展示了相关化验结果、扑杀通知书及扑杀现场的照片。 中国疾控中心2014年发布的《自然灾害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技术指南(试行稿)》显示，布病患者的主要症状为长期发热、多汗、关节痛、睾丸炎、肝脾肿大等。该病可通过呼吸道、消化道或接触传染。人们普遍易感，并可能重复感染，或慢性化（长期带菌）。 布病如不及时治疗，患者病情将进入慢性期，其体内的布病细菌将难以被完全清除，可能要终生带菌，其病情因此可能多次复发。 杨建军称，他和家人、员工的布病病情多已转入慢性期，终生带菌（布鲁氏杆菌），需要长期服药控制。虽然治疗费用和药费都由国家承担，但他表示，这些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服药后有恶心等症状。他目前已停止服药，健康状况较差，时常大汗，心理压力很大。 杨建军提供察右中旗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称，养殖场的股东之一、他曾经的好友已将他告上法庭，要求其偿还投资款等债务。但布病疫情导致其养殖场被迫闲置，他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目前无力偿还。 布鲁氏菌病防治国家计划 数位内蒙古地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及负责人对澎湃新闻称，当地畜牧兽医部门的不少工作人员，如防疫员，也是布病病人。不过布病不致命，而且治疗费由国家承担。 察右中旗畜牧兽医部门一位负责人则坦承，外来的布病羊很难防住，而当地对布病牲畜的检查经费和扑杀经费都不足。 他说，该旗存栏羊约50万只，检查经费仅够抽检三四千只羊（检查一次布病要花30元左右），而扑杀经费则一分没有。该负责人称，该局是“挪用”检查经费，充当扑杀经费，才补助了杨建军养殖场被扑杀的布病羊，而当地附近村庄检出的数只布病羊因缺钱，未予扑杀。 澎湃新闻注意到，杨建军养殖场收到的扑杀通知书编号为001。前述负责人称，这是2017年察右中旗唯一一批被扑杀的布病羊。 “受我国布病疫源广泛存在、防治经费投入不足以及基层防疫体系薄弱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人畜间布病疫情仍较严重，防治任务依然艰巨，防治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农业部等2015年年底印发、实施的《国家布鲁氏菌病防治计划（2016—2020年）》写道。 该计划提出目标：到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羊布病个体阳性率降低到0.5%以下。 2018年7月19日，农业农村部兽医局书面回复澎湃新闻称，目前，内蒙古自治区达到布病稳定控制区的旗县已有3个。针对布病防控，内蒙古自治区采取以免疫为主的防控策略，成立了以自治区政府主席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内蒙古自治区人间报告病例从最高峰的20845例下降到2017年的7743例。 该回复称，为防止布病羊肉流入市场，各地畜牧兽医部门从三方面严格把关：牛羊离开饲养地需产地检疫合格；屠宰检疫和动物产品检疫；各地兽医部门按照布病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对布病阳性的动物进行扑杀并无害化处理，防止病畜进入流通环节。 兽医局回复称，2018年中央财政拨付的强制扑杀布病牛羊的补助经费约5000万元，该经费补助时限为2017年3月1日-2018年2月28日。奶牛、肉牛和羊的扑杀补助标准有所提高，目前为奶牛6000元/头、肉牛3000元/头、羊500元/只。

超过十名受访者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事发时均多次报案，但都不了了之，鹤壁当地公安相关负责人甚至主动做受害人的工作，以期息事宁人。这让他们相信，李含富背后有一张强大的“保护伞”。 2018年9月23日，河南省鹤壁市小庄村。村里街道上挂了许多“打黑除恶”的宣传条幅。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文｜新京报首席记者王瑞锋 首席编辑 | 胡杰 校对 | 郭利琴 ►本文约5451字，阅读全文约需8分钟 今年65岁的李含富被当地村民称为“皇上”。 明面上，他从1995年起担任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现更名为小庄社区）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至今，是河南省人大代表、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 私下里，他是建筑、建材、化工、家具、农副产品、科技等多家公司法人或实际控制人。 而暗地里，他涉嫌将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闲散人员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组织的首要分子。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23年来，李含富涉黑组织采取阻挠施工、强揽工程、强占集体土地、拖欠工程款、收取保护费等手段，完成财富积累。 与此同时，大量受害人经年累月信访告状长达20年。这些举报人，轻则遭到殴打恐吓，背井离乡，重则被持刀捅伤，一名坚持举报的受害人被砍下四根手指。 2018年4月12日，河南省公安厅指派济源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举打掉以李含富为首的涉黑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查扣涉案资产5.28亿元。根据专案组移交线索，鹤壁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8人。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组织覆灭了，但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能感到当地群众的顾虑，提起李含富，人们大都是摆摆手，讳莫如深。 强揽工程强占工厂 71岁的向阳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老工程师，从2004年开始坚持举报李含富。 向阳生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创办鹤壁市敏感仪器厂。为了扩大生产，1997年原鹤壁市计划委员会和原鹤壁市建设委员会批复敏感仪器厂建设一栋两层综合生产楼。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老工程师向阳生，站在如今破败的敏感仪器厂车间里。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批复下来之后，仪器厂施工盖楼，小庄村支书李含富却不准施工，派人阻挠。向阳生回忆，李含富在1998年8月20日托人送来一张白条，上面写着，“贵厂盖综合楼一事，没有同我村委会商议，未征得村委会同意，不准施工！” 向阳生说，敏感仪器厂离小庄村数公里远，所属土地是一家建筑装潢厂的旧厂房土地，并不属于小庄村的地，跟小庄村没有任何关系。李含富名下有一家朝阳建筑公司，“他说盖楼必须他的建筑公司施工才行。”向阳生说，僵持了快两年，他知道李含富不好惹，被迫同意让他的建筑公司施工。 为了让李含富保证工程质量，向阳生主动示好，把一辆价值10多万的轿车赠送给李含富。但李含富公司的建筑质量并不让向阳生满意。首先是工程不符合技术规范，应为350mm的挑梁截面高度实际仅为33mm至310mm之间，监理公司下达了不合格通知；其次规划为两层的生产楼被盖成了三层。因为工程与规划大相径庭，而且质量不合格，工程无法验收，向阳生拒绝支付工程款。 向阳生告诉记者，2001年4月，李含富的四弟李刚明把向阳生堵在办公室，称在向阳生偿还完工程款之前，“综合生产楼暂由朝阳建筑公司使用管理。”尽管向阳生拒绝签字，但这栋楼仍被李含富占用，改造成门面房和住房对外出租。 2004年3月，向阳生想要回生产楼，他到李含富的办公室索要竣工验收报告，李含富大发雷霆，指责向阳生拖欠工程款，打了向阳生两拳。 向阳生说，随后李刚明带着几个打手，把他锁在房间里拳打脚踢，“我跪在地上给他们磕头求饶，李刚明说，饶你不死可以，今天起你这个厂就是我的了，我写个协议你照抄，我咋写你咋写，动一个字打断你的腿。”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老工程师向阳生，在如今破败的敏感仪器厂车间摆弄所生产的产品。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协议内容显示，由于甲方（敏感仪器厂）欠乙方（朝阳建筑公司）工程款无故不偿还，现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把自己工厂的全部厂房、土地、资产都交给乙方处置，并在3个月内把所有过户手续办齐。 向阳生说，当天时间是2004年3月13日，李刚明要求落款日期写成2003年12月，他提出异议，又被踢了两脚。第二天早8点，李含富和李刚明带人接管敏感仪器厂，为避免事态扩大，被提前赶到的山城区区长制止。 事后，向阳生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当地医院的诊断报告显示，向阳生左肾囊肿。 向阳生告诉记者，李含富强揽工程盖了一栋质量不合格的楼，却以未支付工程款为由欲霸占整个工厂，此后，那栋生产楼被李含富占用至今，向阳生还要交水电费，直到案发。 强收保护费 动辄出手打人 向阳生事后发现，李含富以同样的方式，拿下了前进路上多家单位的建筑工程。被强占的工厂，远不止他一家。 同样经营建筑公司的郭保义曾跟李含富交好，“朝阳建筑公司有时候借搅拌机、模版，都借给他，称兄道弟，不要钱。” 郭保义的建筑公司后因50万债务纠纷，没能按期偿还信用社贷款，“法院未经拍卖程序，将价值200万的门面房以45万的价格执行给了李含富。还要让我替他交水电费。”2002年5月，李含富的二弟李含贵让郭保义交水电费，郭保义当面拒绝，李含贵打电话给李含富，“李含贵开着免提，问不交咋办，李含富说打。”郭保义说，李含贵几个人拿着棍子把他打晕在地，医院诊断左臂臂丛神经损伤，肌肉萎缩，左胳膊从此之后再也抬不起来，只能耷拉着。 郭保义在讲述当年被李含富的二弟李含贵等几人殴打时，掩面哭泣。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温合花觉得自己的遭遇更加无端。2003年温合花和朋友合开一家溶剂厂，厂址在小庄村村北。 建成投产后，李含富的儿子李学峰带着几面包车人来到厂子阻挠施工，门前堵上渣土，殴打工人。“对方也不说为啥，后来李含富跟我合伙人说，你吃了豹子胆了敢在这个地方买地，扬言要打死我们。”温合花说，接着他的丈夫被打，李学峰带人拆了工厂的大门、窗户，刨了几棵树，还掀翻了五间房子。工厂开不下去，温合花夫妇躲到内蒙古。 温合花说，2006年9月，她从内蒙古到鹤壁山城区公安分局，询问厂房的事情该如何处置，“从公安局出来不到十分钟，李含贵带着人要打我们，我们又回到公安局，警察开着警车护送我们，中途再换出租车离开鹤壁，结果出租车又被跟上了，我又打电话报警，警察让我们回派出所，到了晚上12点，派出所找了辆私家车，才把我们送出鹤壁。” 温合花说，她后来得知，自己的厂房和李含富的仓库一墙之隔，她被赶走后，李含富的亲属拆了墙，在自己的厂子里经营了数年。 除了强占他人企业，李含富家族还对外收取保护费。 在小庄村北，2001年李含富的三弟李含忠建成天祥建材市场，市场隔壁是李正华（化名）和弟弟的门面房，也租给从事建材生意的商户，与李含忠是竞争关系。 “李含忠让我把房子交给他处理，我没同意，2002年开始，他通知我，让租我门面房的商户每年交500块钱，名义是广告费，但哪里做广告，实际是保护费。”李正华说，不交钱的商户，锁眼被堵，玻璃被砸，被扔死老鼠，第二年，费用涨到800元，第三年涨到2000元的时候，商户罢交，李含忠等30多人带着钢管木棍，打伤了李正华的二弟，扬言要拆李正华的房。最后，以租李正华房子的大部分商户搬走了事。 多名接触李含富的受访者告诉新京报记者，李含富遇事敢下狠手，动辄出手打人，打人时父子兄弟亲自上阵，无所顾忌。1999年隔壁村一村民因上厕所与李含富的父亲发生口角，李含富通过村内大喇叭喊来四五十个手持棍棒的人，把这名村民的家砸烂，打掉其五颗牙，这名村民常年躲在外地。 “李含富的口头禅是，打，打死他我负责，他家的地种不出人头，打死一个少一个。”李正华说。 讨薪者被砍掉四根手指 除了强占他人工厂，对于自己承包出去的工程，李含富涉黑组织则恶意拖欠工程款。 2001年，李含富的天泰建材城投资建设，淇滨区大赉店村的贾广日承揽了建材城一千多万元的施工项目，市场建成后，却被拖欠了680多万工程款。 公开资料显示，天泰建材城规划占地500亩，总投资近2亿元，李刚明的朝阳建筑公司揽下工程后，又分包给了15个施工队，几乎每个施工队都被拖欠工程款。 “你找他要钱，他耍无赖，说要钱没钱，随便告。”贾广日发现，工程款被大打折扣的不止他一家，众多施工队都在四处举报。 此事引起了新华社的注意。2004年9月，新华社以《民工工资还要拖多久》进行报道，报道称“每个工程队拿到的工程款不足三分之一。”但该报道发出后再无下文。 鹤壁淇滨区小八角村的王春元被拖欠60多万，四处上告，李含富以一套30万的房子抵债，但王春元要交8000元水电费，才能办房产证交接。 2008年8月房产交接不久，王春元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问我是不是王春元，我说是，有啥事，对方说打错了，后来一辆白色没牌的面包车跟了我三天，最后把我堵在路口，两个平头大高个用钢管砸我的头，砸晕躺在地上，俩人还用钢管砸我的双腿。” 一个月后，告状最勤的贾广日遇袭。贾广日说，当天晚上八点多，他刚回到鞋店门口打开卷帘门，就被人从背后捅了左胸一刀，被拽到一辆白色没牌的面包车上。“车上六个年轻人，平头大高个，用脚踩着我，说你还要账不要账，你不要账就没你的事儿了。我说我也欠别人的钱，该我的钱得给我。大高个说，人家说你别要了，不然今天活不成了。” 贾广日向记者展示2008年自己遇刺的伤疤。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贾广日说，他被面包车拉到了五公里外的玉米地里，“对方说，让你死个明白，俺得罢（当地方言，拿了的意思）李含富的钱了。”接着，六个人按住他，用刀砍下了他左手四根手指头，贾广日晕死过去，醒来后他趴在路边给家人打电话，“捡回一条命。” 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的鉴定结论显示，“贾广日左手损伤属于重伤，左胸部损伤属于轻伤。” 汤阴县王根生被拖欠100万，直到2011年天泰建材城开始改建时仍然没有给，他从外地赶回鹤壁，在施工现场的挖掘机下住了20天，想以此阻挠施工。后被警察带到淇滨区公安分局。“李含富来说协商，只有十万块钱，要就这些不要拉倒，敢去告就拘留你。” 带着10万块钱，王根生当日离开鹤壁。2018年9月19日，尽管已时隔16年，提及此事，56岁的王根生老泪纵横，曾是包工头的他为了还债，如今在工地上打工。 王根生谈到这些年因李含富拖欠其工程款而对自己生活的巨大影响及当年因索要工程款被打的经历时，老泪纵横。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鹤壁市纪监委采取留置措施8人 今年3月22日，河南省公安厅指定济源市公安局管辖李含富团伙案件，济源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抽调专门民警采取全封闭办案。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一份济源公安新闻通报称，每名专案民警均签订保密协议。 李含富团伙盘踞当地23年之久，人际关系网错综复杂，为防止打草惊蛇，专案组成员便车、便衣潜入小庄村周边展开秘密侦查。 专案组民警在秘密找到一名受害人暗访时，受害人看到民警便衣前来起初不信任，随后情绪激动泣不成声，声泪俱下地叙说该团伙的恶行。 2018年4月12日，河南省副省长、公安厅长舒庆发布“雷霆”1号行动指令，济源警方出动121名民警抓获了以李含富为首的18名重要犯罪嫌疑人。截至目前，已抓获嫌疑人48名，查扣涉案资产5.28亿元。 村里的电线杆、墙上贴了许多警方发布的“关于征集李含富涉黑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通告”，道路上挂着“打黑除恶”的宣传条幅。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上述济源公安新闻通报称，1995年以来，李含富纠集家族人员、企业员工、闲散人员等组成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采取暴力手段打压选举对立面，强收选票，违规发展家属亲信入党，长期把持小庄村基层政权，纵横乡里。也正是由于李含富在小庄村长期霸占基层政权，群众敢怒不敢言，被村中群众称为“皇上”，其父亲被称为“太上皇”，儿子被称为“太子”。 不过，与之对比鲜明的是，作为省、市、区人大代表，2010年11月李含富以小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村里以前发生了矛盾，大家解决的法子多是意气用事，现在村里举办了几届法制培训班，要是出现纠纷矛盾，村民就直接让律师打理一切，省事儿又省心。” 通报显示，李含富涉黑组织在长达23年的时间编织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多数家庭成员在鹤壁市重要政府部门担任领导。10名主要涉案人员除了李含富外，还包括李含富的二弟、三弟，李含富的儿子和侄子，其中李含富的二弟李含贵是小庄村企业党支部书记，原李含富的司机是小庄村第三党支部书记，小庄村党委委员兼监委主任、小庄村委会副主任均涉案其中。 超过十名受访者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事发时均多次报案，但都不了了之，鹤壁当地公安相关负责人甚至主动做受害人的工作，以期息事宁人。这让他们相信，李含富背后有一张强大的“保护伞”。 上述多名受访者称，李含富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去公检法随便告，保证告不赢，口气强硬。 “保护伞”的说法部分得以证实。 济源公安的通报显示，李含富涉黑组织利用其经济实力、人脉关系，捞取政治资本和政治荣誉；拉拢腐蚀党政干部，建立“保护伞”，编织“关系网”，对其团伙罪行予以庇护、纵容。根据专案组移交线索，鹤壁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8人。 团伙覆灭 村民仍噤若寒蝉 小庄村是一个2800多人的城中村，紧邻鹤壁老城区，几百米外的马路对面是山城区公安分局。距离山城区政府也不过两三公里。 小庄村早年就通了水泥路，村民以外出打工或经商为生，家家户户是两层楼房或平房，村口立着高大的石牌坊和纪念碑。 2018年9月23日，河南省鹤壁市小庄村村口牌楼。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在村民的印象中，李含富身材矮胖，“看起来像个财主，但不怎么面善，脾气火爆。”村民说，在当村书记之前，李含富也是农民出身，但家族人多，势力很大。 9月23日，小庄村委会一名临时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李含富案发后，村委会其他未涉案的委员，因为年纪过大，不再担任职务，“村委会目前由街道办和区组织部接管。”这名负责人表示，李含富团伙祸害的主要是村外的人。 小庄村委会和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采访需经宣传部同意。9月26日，山城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李含富涉黑案敏感重大，暂不接受采访。 一位受害者形容李含富涉黑组织被抓，“就像乌云散了，晴了天一样。”在外躲避了十多年的温合花终于回到鹤壁，她的厂房已经断壁残垣，院子里十多米高的野树交错，像织成了一张网。 温合花站在自己当年被李含富家族霸占的厂子里，给记者介绍他们如何霸占自己的厂子，以及在内蒙“逃亡”的种种。当年的厂子现在已经变成了“森林”。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但除了敢于实名举报的受害者，更多的村民对此讳莫如深。记者采访时，能明显感到村民们对李含富的怕意，有的甚至仍然噤若寒蝉。提起李含富的名字，村民们大多是摆摆手，不愿多说，一位受害者解释：“还没判刑，怕保护伞报复。” 在村里的显眼地方，张贴着《济源市公安局告人民群众的一封信》，信中希望广大人民群众打消顾虑，划清界限，积极检举揭发李含富等团伙违法犯罪线索。 打黑标语和条幅在小庄村也随处可见，大红底色条幅上写着：黑恶是毒瘤，一个不能留。

昨天，我们同您探讨了未来牛羊养殖走向的宏观问题，今天我们从养殖户角度来谈一谈未来牛羊养殖走向问题。 在宏观层面，牛羊养殖走向规模化和集约化是大趋势，在这个趋势下，传统散养模式将被逐步淘汰，产业的市场细分也将会越来越明显，金融、互联网等行业对牛羊产业的影响和渗透也将逐渐增加。 作为养殖业的直接从业者就是养殖户朋友们，那么未来养殖户们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养殖户数量减少，养殖量增加 每年都在增加的养殖成本已经成为养殖业日益突出的问题，牛羊行情较好时，养殖户的利润空间尚可，一旦行情回落，养殖户们脆弱的资金链将受到大幅冲击，相信前两年低迷的行情让很多养殖户记忆犹新。 在这样的冲击下，不少养殖户选择了退出行业，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淘汰。那么，虽然部分养殖户退出了，但牛羊肉消费却是在持续增长的，牛羊肉产量也是在持续增长的，这也就时说平均个体养殖量会增加，这是养殖规模化进程。 另外，近些年国家对养殖业的补贴力度较大，而所有补贴均是以养殖数量为考核标准之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牛羊养殖的规模化。 育种就不再育肥 养殖成本，养殖成本，养殖成本，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当养殖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时，细分的养殖业就势必会出现。 目前，养殖户相对比较偏爱育肥，因为育肥周期短，养殖成本低，资金流通迅速，当育肥的养殖户越来越多时，其他环节也就开始独立性成为养殖的首选。 合理利用金融助力养殖 在宏观篇里我们就已经分析过，金融资本正在逐渐进入养殖领域，能否合理利用金融行业成为养殖户未来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手机养羊、养牛信托等等金融工具的应用正在逐步进入养殖业，养殖户如果无法合理利用金融工具，那么受到的冲击会越来越大，养殖获利会越来越小。 众所周知，牛羊养殖补贴申请和领取一直都是养殖户的难点，资金链脆弱也是养殖户的通病，那么，如何合理利用正急需进入养殖市场的金融资本，这会从根本上解决部分养殖户资金难的问题。养殖不容易，想要从养殖方面赚钱更是难事，掌握更多养殖知识势在必行。牛羊之家，带你看更多。

  9月13日，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滨州市阳信县肉牛深加工扶贫协作项目在温店镇举行签约仪式，标志着滨州、淄博扶贫协作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据了解，该扶贫协作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双方各占股50%，主要生产加工牛肉熟食产品，设计年生产能力20万吨，产值20亿元，填补了阳信县肉牛产业熟食生产空白，进一步拉长了该县肉牛产业链条，拉动肉牛产业提档升级。   此次扶贫协作项目充分体现了“阳信所需、桓台所能”和产业优势互补以及互惠互赢。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一件饱含浓浓人民情怀的好事。 丰收节的设立，顺应了农民的期盼。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记忆正在淡化，中国农民丰收节以节为媒，让人们释放情感、传承文化、寻找归属，可以汇聚人们对那座山、那片水、那块田的情感寄托。从现实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发端，中国农民丰收节可以展示4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展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增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强国的信心。 丰收节的设立，让更多人触及田园生活的梦想。在丰收节前期的系列活动中，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展现了很大热情，充分说明丰收节有必要、有基础。近年来，很多地方根据农业特点，举办了具有当地特色、主题鲜明的农事节庆活动，也形成了一批农事民俗活动、采摘体验、农业嘉年华等知名品牌。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9000美元，农业休闲观光大众化正成为常态，广大市民也有回归乡村、参与农事体验的田园梦想，这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 丰收节的设立，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很多国家在农产品收获后都会举办农事节日活动，比如波兰的丰收节、美国的感恩节、葡萄牙的农业节、俄罗斯的农田日，等等。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最多、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农事品类最全。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利于向世界传递中国农业的力量和中国农民的智慧。 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展示政策惠农新成果、农业发展新成就、乡村振兴新面貌的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持续增收，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农村改革、乡村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通过这个平台，还能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全社会都感受到，农业是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是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是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乡村风情不在奢华”，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既要有节日的仪式感，又要避免铺张浪费，要形成上下联动、多地呼应、节俭朴素、欢庆热烈的节庆氛围。同时，农民广泛参与是关键，要支持鼓励农民开展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关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当然，这是个综合性的节日，既是农民的节日，也欢迎城市市民等其他社会群体参与。 我们相信，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设立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必将极大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磅礴力量。丰收节系列活动中一张张笑脸，反映出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着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必将促进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作者：经济日报评论员 责编：李静）

近期到处都是羊价上涨的消息，进入9月后天气虽然开始走出炎热闷热，所以羊价总体收到的支撑和拉动有限，更多是心理层面，也有羊贩子囤货的情况。 马上中秋、国庆“双节”，真正的羊肉真正的消费旺季到来，很多地区才会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收羊和卖羊，同时羊肉消费更迅猛的释放，预计10月羊价会出现更明显上涨。 1、网友报价涨涨涨！ 一位内蒙朋友说一只羊平均卖到1000元，另一位山东菏泽巨野网友卖到1100元多。一位甘肃平凉网友育肥公羊价格已经达到13元，长势明显！一位河北张家口的网友说最近的羊价飞飞的往上涨，30斤公羔达到650-660元，母羔35斤达到550-560元！ 2、趋势分析，10-11月羊肉将迎来大涨！ 按照去年的羊价走势，羊肉价格在9-10月份都出现明显上涨，比如去年呼和浩特11月份比10月份上涨11%、甘肃11月份比10月份上涨了6.8%、北京10月份比9月份上涨了11.6%。 按照北京的趋势，10月份将迎来大涨，及时按照其他省份10-11月份也将迎来明显上涨！ 3、“羊周期”趋势之下，羊价想不涨都难！ 先是经历低谷 这段时间内小反刍兽疫时间、有假羊肉时间、以及进口羊肉事件一直伴随着我们，但为认为真正导致羊肉价格大幅下降的原因在于，养殖户对养羊的信心缺失导致集中抛售，有很多养殖户在养羊很热闹的时候加入到养羊行业，养了2-3年发现很难赚到钱，尤其是圈养基础母羊的那部分群体，更是苦不堪言，看到羊价要降，索性全部卖掉，导致市场上羊供应量短时间内大幅增加，活羊的价格降至谷底。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雪上加霜的事件，就是养殖存栏量最大的内蒙古发生大规模干旱气候，牧区养殖户没有过冬草料，无奈只好大量出售羊只。这也助推了活羊价格的下跌。 接下来迎来高峰！ 大量基础母羊的减少，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羔羊供应量降低，直接育肥羊出栏量减少，现在我们从活羊交易市场所了解的情况，可交易羊只大幅度降低，羊贩子到农村买羊变得越来越困难，以前在方圆50公里就可以买到一小车羊，现在需要到方圆150公里，都未必能够买到一车羊。 那么，由此可见，接下来如果不出现大的政策变动以及疫情的话，必然会迎来羊价上涨后的稳定阶段。看牛羊之家，时刻关注牛羊信息。

农民日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感受到了中国肉牛产业蓬勃向上的精神，看到了中国肉牛同仁对产业的付出和投入。中国肉牛产业潜力很大，嘉吉也已经积极加入进来，为推动中国肉牛产业发展共同努力！”9月21日，首届国际肉牛产业高峰论坛在内蒙古通辽成功举办。嘉吉饲料营养部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陈厚烈(Clemens Tan)对记者说。 通辽市副市长韩国武致辞 此次论坛由中国—加拿大肉牛产业合作联盟（以下简称“产业联盟”）、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肉牛经济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肉牛经委会”）主办，内蒙古科尔沁肉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旨在借助国际视角，助力肉牛产业升级。来自国内外肉牛产业界专家及企业家、养殖人员等300多人参与了交流讨论。 中国—加拿大肉牛产业合作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孟庆翔发言 肉牛产业是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重要产业。然而，对比国际，中国肉牛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肉牛养殖面临着理念、技术和经营问题，育种、饲养、疫病防控以及产业经营仍是行业里需要重点攻关的课题。论坛上，就肉牛品种引进、杂交选育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张胜利教授强调应开展肉牛联合育种行动计划，重点介绍了国内肉牛联合育种的模式、品种、应用及取得成就；法国育种专家马里耶勒（Marielle Breheret）也分享了法国优秀的肉牛品种、杂交优势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针对行业内存在的肉牛营养和饲养管理问题，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孟庆翔教授做了“实施精准营养管理提高肉牛养殖效益”报告，介绍了精准营养管理的意义以及国外的经验，并着重讲解了育犊母牛环节养殖关键技术与规范。此外，企业的经营也是关乎肉牛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陈厚烈分享了“现代化农业企业管理模式”，强调了企业文化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爱尔兰养殖专家陆雨安(Ian Lahiffe)从全球视角对中国的肉牛行业进行审视，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加拿大的洛纳（Mark Lohner）也分享了加拿大肉牛围栏肥育技术和管理，为中国肉牛企业提供了详实数据和有效信息。 除产业高峰论坛外，通辽市市政府还同期举办通辽市肉牛产业博览会，并安排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包括肉牛品种展示、赛牛会以及通辽市肉牛全产业链调研考察。博览会全面展示了通辽作为“中国草原肉牛之都”的发展成就，进一步提高了其在全球肉牛行业的知名度。期间，为助力产业脱贫，推动肉牛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联盟与通辽市人民政府签订了肉牛产业战略合作协议。